2023年5月，台灣社會爆發#MeToo運動，僅一個月就累計數百則受害者講述創傷與長年來被噤聲的記憶，整個河道彷彿都在流血。當時台大博士班學生Y女也經歷這一切。一開始，Y看見一名清大男同學揭露「八九民運」人士王丹性侵未遂，察覺並非只有「完美的受害者」才有資格發聲。「當時看到就覺得或許我也能嘗試寫下來讓大家知道，大家一起說可以比較不害怕。」這股突然湧現的信心讓Y找到噤聲的出口，同年六月，Y首度在Dcard發文講述台大宿舍輔導員對他的性暴力，與不被性平體制肯認受害的二度創傷。
但說出#MeToo經驗後遭遇的事卻遠遠超出Y的預期。去年（2025）4月，Y發現前教育部政務次長葉丙成未經同意在臉書洩漏Y的姓名與個人社群帳號，屢次要求葉丙成刪文，卻未能及時移除避免擴大傷害。同年8月初，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會請Y到場說明，協助調查葉丙成洩漏性平當事人個資案，原定7月底要做成急案調查報告，等到8月仍未掌握葉丙成在什麼社群平台發文、發文內容為何等公開情節。最終以葉丙成不屬於《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25條認定的「參與處理校園性別事件之所有人員」，裁定無保密義務。在Y不斷尋求救濟管道和面對輿論仍堅持訴說後，同年12月台北市社會局調查認定該行為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6條個資保護規定，處五萬元罰鍰；此外，針對舍監性騷擾Y女案，去年10月中高等行政法院一審結果出爐，判定Y勝訴，且台大應該重新調查Y的性騷擾案，但台大決定繼續上訴，堅持Y的性騷擾案不成立。這兩起事件使Y的性騷擾案件再次受到關注，卻也讓我們意識到#MeToo當事人發聲後，仍持續於救濟程序中掙扎，也隨時活在輿論與公眾人物的利刃下。
#MeToo運動兩年過去，Y在與意識報一番長談後，說出心中的納悶：「其實我覺得（#MeToo運動）跟我沒有太大關聯，所以我最近才會一直在想校園真的有#MeToo嗎？#MeToo只是幫我比較完整的把事情講出來，但在這之後，負面的影響反而比較多。」
為何一位性暴力當事人發布#MeToo文後卻認為#MeToo運動和自己沒什關聯？利用網路公開訴說性暴力創傷經驗帶給當事人什麼影響？回看當事人面對救濟制度與心理重建的這三年，台灣#MeToo運動究竟忽略什麼？
記者｜林安恬
編輯｜方博弘
校內救濟：傷人的助人體制
三年前（2022年）台大諮商及輔導中心的玻璃門第一次滑開以後，Y走進初談的小房間，向心理師講出宿舍輔導員（又稱舍監）在過去三個月以來對Y性暗示、半夜要求同睡、未經同意親吻、擅闖寢室等騷擾事件。Y希望舍監可以搬離Y住的宿舍，並要舍監還他一句道歉。
但同樣身為校內輔導體制一員的專任心理師，卻因為與該名舍監相識，推斷以舍監的為人不太可能騷擾Y。不只如此，因為專任心理師手中負責的其他心理諮商個案，同樣也住在學校宿舍，因此Y的專任心理師並無停止與舍監往來，並以有公務要處理，拒絕Y的緊急諮商預約，實際上私下告知舍監要多關注Y的身心狀況。這讓Y無法信任眼前的心理師，更在之後反覆聯想到自己過去就是被同為校園輔導體系一環的舍監騷擾，想說出口的變得只能留在腦海中播放，就像過去發生的性暴力讓自己噤聲。後來當Y坐在諮商室的小沙發晤談，只能反覆斟酌該不該向眼前的心理師訴說騷擾經驗、如果說了到底要坦承多少？ 導致諮商室裡經常是大片的沉默。Y回憶在晤談室裡：「有時候他會問我蕁麻疹最近還好嗎？但這就不是處理案件本身的情況。」
2023年6月，Y看到關於自己新聞報導時，更發現台大學務長與副學務長早藉由Y的心理師口中得知Y的輔導狀況，諮商關係已經不單純。談起這段帶刺的求助經驗，Y說：「我覺得這個問題直到此刻也是呈現一個兩難，如果我今天不接受學校諮商，學校就會說喔我們有提供，是學生自己不接受。但是如果我接受了，對我來講不會有任何的幫助，甚至是另外一種傷害的時候，我為什麼要去接受呢？這才變成新聞上很常看到的，就是學校都有提供啊，但學生自己不接受；更荒謬的是，在法庭上心理師還把我沒辦法接受心理諮商的身心狀況，全部推給我，認為是我有問題之類的。」
得不到校內性平輔導機制的幫助，加上性平會裁定性騷擾不成立，讓Y從一位希望從校園體制得到幫助的當事人，反過來變成被求助體制再次傷害的受害者。
接受台大諮商輔導期間，Y也在社工陪同下向地檢署提告。提告後，Y每天還是會點開地檢署網頁，搜尋自己的案號，兩年來每天都會點進去看，想要得就是能有一個確定的答案。但看到後來，希望消失的感覺越來越強烈，讓Y一度認為也許宣布起訴與否的那天，就是他離開的那一天。
2024年5月，終於讓Y看見自己的案號出現在地檢署網頁的時候，Y緊緊憋住呼吸點開案號。當Y看見偵查結果公告起訴後，在宿舍又是一陣不可置信的驚喜，又是憋住自己想要大聲尖叫的衝動。這一幕讓Y印象深刻，回顧這兩年遭遇這麼多無助的瞬間，終於有人願意跟Y站在一起，講到這裡不禁讓她笑了出來。這個答案讓Y等了兩年，談起#MeToo後感到療癒的瞬間，這到現在依舊是他重要的療癒時刻。「 原來這不是我的問題， 然後讓我知道有一個人是願意站在你這邊重視你的故事，也認為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認為你的權利是有被侵害的。終於讓我自己覺得自己有比較像受害者了吧。雖然我很不喜歡受害者、倖存者這些名詞標籤。」
Y原以為地檢署起訴舍監之後終於能在體制內得到修復，但不到一個禮拜，台大就表示拒絕再提供Y心理諮商。這讓Y不可置信——明明是台大學生被宿舍輔導員性騷擾，為何得不到學校的支持？Y照樣又在心輔中心的網頁上預約初談，但初談結束後，Y過了三四個禮拜依舊等不到心輔中心來信預約下一次諮商，只被初談心理師告知他的諮商個案已經結束。「我就想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後學校才說我們不會再提供你諮商了，因為我們的諮商關係不單純。」台大成為被告以後，校方提供的心輔諮商資源變成學校在法庭上使用的證據。面對利益衝突的情境，校方向Y表示不論訴訟的結果是台大勝訴還是敗訴，都不知道接下來改用什麼樣的立場提供Y心理諮商。儘管校方接連收到衛生局訪視員監督的電話，被衛生局提醒要提供學生支持，但學校沒有後續回應。
現在Y只能自費尋求校外心理諮商機構的幫助。自救的同時，每一次看到學校發布的新聞稿說「學生所言均非事實」都讓Y感到好痛苦，Y比誰都希望這些都不是真的。「因為你知道這些人講話是握有話語權的，然後你沒有辦法去反駁阿，他的形象這麼美好，不管是葉丙成阿，陳文章阿還是宿舍輔導員，都用美好的形象包裝成關心學生的樣子。」體制漏洞越是被揭露，台大和葉丙成便越是用聲量和資源，一次次對外重新包裹自己的形象。Y強調說：「拉不下臉道歉的體制，是加害者之外，最危害社會良知的二度傷害。」
網絡發聲：敘事出口與被圍觀的戰場
在校內性平體制與諮商體制中受挫後，Y所能看見最好的選擇是把這一切說出來。2023年6月Y在Dcard發文後許多留言質疑，Y與宿舍輔導員其實是有曖昧關係，又或者是以2023年4月台大性平會決議本案性騷擾事件不成立為由，留言「這是你的幻想文」攻擊Y敘述事件的真實性。起初，Y擔憂如果自己不站出來為自己辯護，就像默認所有傷害都不是真的，所以一個一個親自回覆。但因為當時性騷擾案正接受台北地檢署調查，礙於偵查不公開，所以Y都沒辦法將事情全貌說得完整，更加深被網路質疑的力道。某天之後Y就消失在網路上，再也不敢回去看當時的留言，更不願爬梳的性暴力創傷，Y首次在網路平台發聲便被迫以自我噤聲作結。
雖然在這之後Y被迫暫時遠離網路平台，這一年多她仍未放棄體制內的救濟流程，她繼續向台大提出申復、申訴，繼續關注北檢的調查，也不斷在失靈的校園心輔系統掙扎。台大校方兩次拒絕重啟調查，又在北檢調查結果公布後以「有利益衝突」為由拒絕持續提供Y心輔，最後Y只希望性平會提供案號以便自己追蹤學校的調查經過，Y推開性平會的大門，卻得到校方人員不耐煩的惡意拒絕：「我要下班了，數到三，請你滾出去。」連追蹤自己的校內調查案號都不被允許，Ｙ女於2024年11月決定再次於網路公開訴說，創立了自己的threads帳號。
「一開始創這支（threads）帳號發文其實也不在乎有沒有人在看，我就是覺得如果自己有一天要離開這個世界，可以留下一些紀錄。我覺得是透過書寫來療癒自己，來梳理清楚這段期間究竟發生什麼事，想要讓大家知道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麼？然後有另外一個原因是——我覺得這是我的故事，應該要由我來開口。」
但要說到什麼時候才會結束？說出來這幾年中Y也一直思考過如果一切持續看不到希望，自己要繼續說到什麼時候，或者是自己究竟想要什麼樣的結局。
「 自從葉丙成公開我的帳號後，有很多他的粉絲跑來追蹤我。我記得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早上醒來看到台大交流版出現我的貼文截圖，然後他也沒有前因後果就開始評論，我就覺得天啊這真的已經太赤裸了，我沒有想要當公眾人物。」
今年四月教育部政務次長葉丙成在個人臉書宣稱以善意關懷Y女，卻在貼文截圖中洩露Y女本人姓名。儘管事發後Y女就氣憤地在個人頁面強調身分曝光對他造成的傷害，葉丙成卻絲毫不為所動。輿論發酵後，許多葉丙成的粉絲在貼文下方強調教授長期以來關心學生的作風、幫助學生找到自己追逐至今的夢想，甚至反過來攻擊Y女要求教授下台十分過分，已經嚴重造成教授困擾。
Y再次變得抗拒談論自己。
對比過去七個月內每天以數則串文講述自身性暴力創傷經驗，Y被葉丙成粉絲留言攻擊後，曾經有兩三個禮拜陷入迷失，只能先壓抑揭露創傷情緒的字眼，轉而改發蕭邦鋼琴大賽、棒球比賽等網路串文，盼望風波能過去。
但風波沒有過去，護航葉丙成的粉絲也沒有離開。Y認為自己選擇沉默還是失敗了。好不容易Y找到自己安全的發聲方式與一群默默支持的追蹤者，但卻在葉丙成發文洩密Y的個資後，中斷Y公開談論自己的創傷經驗，形同回歸過去說不出口的難受。失去本來創立這支帳號的意義後，一度讓Y想到發文就湧上一股無力感，覺得好像要關掉這支帳號。
面對過去這兩年持續在網路上講述自身創傷經驗後遭遇的傷害，Y的回答略帶遲緩：「這就是很無力阿，我到現在也還在理解這究竟是甚麼樣的感覺。我覺得一直到現在這些壓力都沒有減少阿。就是包括他（舍監）外在形象的美好、父母知道後的親情壓力、自我懷疑的壓力阿，這些我覺得都沒有變少，反而還更多。尤其葉丙成次長後有更多人知道壓力又更大，應該說我沒有想到後續會走到這一步。」
原本一開始只是想要從加害者身上得到一句道歉，讓Y能回到過去平穩的宿舍生活。但如今遭受網路與體制帶來的多次創傷，就算持續講述宿舍輔導員不應繼續任職，也只是讓Y承受更多的攻擊，Y已經不再那麼關心宿舍輔導員會不會繼續在宿舍任職。她說明，會持續說只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位受害者出現。「我覺得現在更多是想要公平正義吧，想要讓自己知道這不是我的問題。不要再責怪自己是不是不夠溫柔，或者不要怪自己當初被騷擾的時候怎麼沒有多蒐集證據。另外就是要給我賠償吧，這很重要，你（宿舍輔導員）把我逼成這樣子，我現在比較像是，你給我錢我自己去療癒我自己。」
在鋼索上前進：網路發聲與#MeToo運動
不論是2023年還是2025年，仰賴網路空間尋求正義的#MeToo運動，對受害者而言總是一把雙面刃。一方面，「說出來」讓受害者從失語者變成敘事者，第一次完整且脈絡性地揭露性暴力案中被消失的真相，讓被侵奪的身體與感受逐漸找回講述創傷經驗的敘事權。更有機會利用網路快速傳散的特性揭開加害者的面貌，進而催使輿論法庭（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修復受害者的正義觀，讓「說出來」可以既是個體也是社群的修復行動。但另一方面，仰賴網路說出口後受害者要承擔的是網路上隨機的轉發與評論——不會知道什麼時候、以什麼樣的方式被指指點點，大多時候這超乎受害者預期，導致受害者再度成為公共領域的失語者。尤其是#MeToo運動讓受害者現身開口的慣例、較無組織化的發聲現況，也讓受害者時時刻刻承擔網路傳播下赤裸的壓力，除了與輿論、媒體爭奪敘事權，也要面臨二度自我噤聲的風險。
但這表示受害者就不要說了嗎？也許問題癥結就在這把雙面刃，是受害者面對過去消失的正義下不得不採取的自救行動。回顧Ｙ的經驗，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的視線多集中於加害者應承擔的責任，或停留在受害者公開指認的當下。然而，#MeToo運動不應只定格在勇敢的揭露，說出口不應不代表結束，而是漫長經歷創傷修復的起點。難以預測的體制內救濟過程，以及能被廣泛觸及和轉傳的新聞與輿論，甚至對自己發聲的初衷和目標感到迷茫，都是受害者要不斷面對的壓力。這些被忽略的經歷必須被記得，才能陪#MeToo運動受害者一起在鋼索上前進。
